东帝汶：女性参与对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

只要女性仍然被排除在许多决策空间之外，东帝汶就无法建设一个真正可持续的未来。女性政治参与不仅是平等或遵守法律的问题，更是改善民主、应对气候变化、确保发展惠及最脆弱社区的必要条件。

东帝汶女性在独立前很久就赢得了占据这些空间的权利。在1975年至1999年抵抗印尼占领期间，她们并非旁观者。她们参与斗争、组织社区、提供后勤支持、加入地下抵抗，并为政治和国际动员做出贡献。东帝汶的独立并非仅由男性取得，同样由女性的勇气、劳动和牺牲赢得。

然而，对这段历史贡献的认可尚未转化为权力行使中的实际平等。东帝汶民主共和国宪法规定男女享有同等权利和义务。该国还批准了《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》，并采取了政党配额制，使女性在国民议会中的代表比例得以提高。

成效显著。根据各国议会联盟2023年数据，国民议会中35.4%的议员为女性。这是一个重要的进步，尤其是在一个年轻且饱经冲突的国家。但全国性数字并未反映全部情况。

在村和镇一级，女性参与率仍低得多。社会文化规范、资金匮乏以及家务责任分配不均限制了她们获得地方领导职位。因此，东帝汶需要面对一个矛盾：女性在议会中有代表，但恰恰在最贴近社区日常生活的政治空间中代表不足。

还需要区分“在场”与“影响力”。仅仅增加机构中的女性人数是不够的，还要让她们具备充分参与、确定优先事项和影响公共政策的条件。只有当女性不再只是百分比，而是能够自主地介入教育、健康、社会保护、经济、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决策时，代表才是真正具有变革意义的。

在气候变化面前，这个问题更加紧迫。气候危机对不同人群的影响不同。资源较少的社区自我保护与恢复能力较差，而已有的不平等往往加剧女性的脆弱性。在东帝汶，许多女性在家庭农业、粮食安全、水资源管理、非正规经济和家庭照料中发挥核心作用。因此，她们对社区面临的问题以及可行的解决方案有着直接了解。

将这种经验排除在环境决策之外会削弱气候政策本身。一项未听取女性意见而制定的适应战略可能忽略关键需求，复制不平等，并以低效方式分配资源。相反，当女性参与优先事项设定时，政策往往能更好地回应地方现实，增强社区韧性。

因此，气候正义不能与性别平等分离。这不仅是保护环境的问题，更是决定谁承担危机最大代价、谁获得支持、谁在寻求解决方案时拥有发言权的问题。一个公平的气候政策必须将最脆弱人群置于决策中心，并承认女性是主角，而不仅仅是公共项目的受益者。

可持续发展也应被更广泛地理解。仅促进经济增长或执行环境项目是不够的。真正的发展需要减少贫困、保护自然资源、公平获得基本服务、政治参与和机会平等。当一半人口因文化、经济和制度障碍而无法行使公民权时，一个国家不可能得到全面发展。

因此，东帝汶需要将法律进步转化为具体变革。必须加强女性政治培训和领导力准备；为她们参与地方治理创造条件；将性别视角纳入环境政策；投资社区气候适应项目；并引导国际合作向结合可持续性、民主参与和社会正义的项目倾斜。

配额仍然重要，因为它们有助于纠正历史不平等，打开原本关闭的大门。但它们不能成为终点。必须消除女性进入机构后限制其声音的障碍，确保她们在所有治理层面的有效参与。

东帝汶女性在抵抗和国家建设过程中已经证明，她们对国家未来不可或缺。仅在演讲或典礼中承认这一角色是不够的。真正的承认在于分享权力，并为她们充分参与决定东帝汶现在与未来的决策创造条件。

没有女性的有效参与，就不会有充分代表制的民主、真正可持续的发展或气候正义。有的只是不完整的承诺。